王世襄眼中“最理想的臥具”
對于中國人而言,“名字”是一個能總括全部涵義的符號,它幫助我們認識世間萬物,也能幫助我們被他人所認知,甚至還寄托著取名者的情感與期盼。取什么樣的名字,是每個中國人都相當熱衷的話題。
從這一角度反推,小小的名字里往往有著大大的學問。譬如我們之前聊過的“醉翁椅”,雖一字都未提及醉翁椅作為家具的形制特點,卻比詳盡的造型說明更讓人印象深刻,這種命名方式可以說是獨辟蹊徑。
在紛繁的中國傳統家具中,這類別出心裁的名字不少,我們今天要探究其命名源頭的“羅漢床”便是一例。
明末清初 十七世紀 黃花梨羅漢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
關于“羅漢床”命名來源的說法歷來有幾種,但無論哪一種都無法否認它與佛教中“羅漢”的關系。
一說認為羅漢是這種床的主要使用者,他們白天在上面打坐,晚上就在上面睡覺,故而羅漢床坐臥兩宜。為什么不叫“和尚床”、“沙彌床”?
因為一般的和尚是睡通鋪,他們的房中不會有羅漢床擺放,有身份的、能被稱為“羅漢”的高級別和尚才可以使用這種臥具。
清 丁觀鵬《無量壽佛圖》 故宮博物院藏
從古籍中查詢“羅漢床”三字,我們可以發現《洛陽伽藍記》中正有一處:
“山中有昔五百羅漢床,南北兩行相向坐處,其次第相對。”
《洛陽伽藍記》成書于公元547年(東魏武定五年),正是佛教傳入我國的早期,其記述了洛陽城劫前城郊佛寺之盛,對寺院、廟宇等佛教相關人物、傳說、逸聞都有著詳細記載。
要知道上句中的“羅漢床”是否是我們所了解的羅漢床,還需要結合整本書中關于“床”字的記述來確定,畢竟“床”的概念一直到唐代還是模糊籠統的。
書中另外還有三處出現了“床”,分別是:
白象者,永平二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。背施五采屏風、七寶坐床,容數人,真是異物。——卷三
王著錦衣,坐金床,以四金鳳凰為床腳。——卷五
王妃出則輿之,入坐金床,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床——卷五
可以明顯看出,《洛陽伽藍記》中的“床”都與“坐”有關,它指的更可能是一種坐具。再結合前文“羅漢床”的出現地點是“山中”,且有五百之數,基本可以肯定這里的“羅漢床”更可能是“禪椅”一類的佛教坐具,與我們現在所熟知的“羅漢床”相去甚遠。
西魏 敦煌二八五窟壁畫
北魏時期 敦煌257窟西壁中層壁畫
若是從佛教人物相關的繪畫中尋找“羅漢床”,我們恐怕也幾乎不能得到想要的答案。敦煌壁畫中的佛教人物確實有使用較寬大的、類似床榻的家具,但這種家具與羅漢床相去甚遠。
這種家具形制方正,面部寬平,上部還會加設華美的紗帳、頂蓋等,以顯示講經人的尊貴。家具腿間則是并列的壸門樣造型,這其實是唐代十分流行的局腳床,周昉《調嬰圖》中就有同款。
盛唐 敦煌103窟 維摩詰經變圖
五代時期 敦煌61窟 維摩詰經變圖
唐 周昉《調嬰圖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有人認為,羅漢床其實是在彌勒榻基礎上發展而來,從名字來看,“彌勒榻”和“羅漢床”確實似乎師出同門。
鉆研長物之學的明代文人在書中具體記述了彌勒榻這種家具,而且都將彌勒榻與短榻等同:
高尺許,長四尺,置之佛堂、書齋,可以習靜坐禪,談玄揮麈,更便斜倚,俗名“彌勒榻”。——文震亨《長物志》
高九寸,方圓四尺六寸,三面靠背,后背少高。如傍置之佛堂、書齋閑處,可以坐禪習靜,共僧道談玄,甚便斜倚,又曰彌勒榻。——高濂《遵生八箋》
明《金瓶梅》刻本插圖之一
文氏之言較粗略,但高濂明確提到的“三面靠背,后背少高”,正是羅漢床區別于其他床榻的一大特色。從這段描述來看,除了尺寸大小,我們甚至看不出彌勒榻與羅漢床的明顯區別。
從這一角度看,比起彌勒和羅漢等正兒八經的佛教人士,修習佛理的業余愛好者文人雅士們似乎與這種家具關系更密切。它們成為了“佛堂”、“書齋”等重要環境的組成部分,幫助文人雅士在閑逸的休憩時光實現心靈的自由無羈。
清 禹之鼎《會真全圖》 切斯特比替圖書館藏
關于“羅漢床”命名的說法,還有人認為它更可能是來自于某種相似點,而具體是什么相似點,也有幾家之言。
一則源于外在形式上的相似:有人認為羅漢床的三面矮圍子像建筑中的羅漢欄板(只用欄板而無望柱、兩頭用抱鼓石的欄桿),這種欄板多見于京郊園林和石橋上。
肉眼可見的相似確實讓人不由得信服,但這一名稱也是明清常用,它與羅漢床應該確實有關系,但誰在先誰在后,也值得商榷。
羅漢欄板線圖
還有一說認為羅漢床腿腳結構的弧度像大肚羅漢的身體曲線。羅漢床的腿腳結構并不特殊,這其實就是傳統家具中常見的馬蹄腿,桌案椅凳均有,若是它能成為命名之據,想必還可能會冒出“羅漢桌”“羅漢凳”之流。
與之相似但更具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則將目光集中在了牙板造型上,彭出牙板曲線弧度較大,有“羅漢肚皮”之俗稱。
另一種則是內在精神上的相似:羅漢床身量不高但四方平闊,整體顯得結實且穩定,這種讓人信賴的氣質正與羅漢堅定向佛、毫不動搖的精神相似。
明弘治十年 鐵羅漢像 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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